1962年大饥荒的惨状（62年饿死人根本原因是什么）

1962年大饥荒的惨状

1959年到1962年国家自然灾害的这四年，很多省份受到严重的冲击。主要表现就是粮食不够吃，有的地方吃野菜，树皮，树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还有的个别省份有饿死的，人们嗷嗷待哺。有的地方闹蝗灾，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受涝灾，国家粮食空前紧缺。

即使是东北这块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也免不了闹饥荒。那个时候家家户户人口多，八九张嘴等着吃饭，只要受灾一年，粮食就不好吃了。好的年景，还有部分农民粮食不到年底就吃完了。

那个时候的孩子活动量大，放学之后家庭作业很少抑或没有家庭作业，吃完晚饭就是满大街跑，嘻戏打闹，体力消耗极大。半大孩子小米饭一顿二大碗能吃四碗，加上一年也见不到几次荤腥，大葱蘸大酱，婆婆丁，青麻菜蘸大酱，这样吃更费饭。肚子里也是没油水越能吃。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就那么多，不够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据父亲说：1959年到1962年国家自然灾害的这四年，父亲姐弟一家八个孩子，十口人。哥四个，姐四个，全家十口人。可想而知，粮食不够吃，这“七郎八虎”都会饿红眼的。小米干饭都很少吃了，基本顿顿都吃稀饭，一碗饭里没有多少饭粒，就和喝米汤差不多，没办法，粮食少，只能清汤寡水的先灌满肚子，几泡尿下去，基本胃里就空空如也。

竟吃稀饭还不说，到生产队干的都是体力活，吃不饱没力气值得咬牙挺着。实在没吃的孩子们，大人们，一得闲就漫山遍野的挖野菜，野菜都被挖光了。有的人实在饿的不行，就吃柳树的嫩芽，就吃没啃书皮了。

父亲说，那几年我老叔小帮子体格健硕，能吃能喝，平时张跟头打把式的每个老实气，体力消耗大，家里实在没吃的，即使有也不能吃到十分饱。小帮子老叔就到秋收后的野地里捡豆粒子，苞米粒子，剥豆荚，抠老鼠洞。那个时候，由于干旱地里的庄稼也收拾的干净，而且收成极低。但是毕竟地里还是会落一下籽粒。捡回来的黄豆粒子，苞米粒子，叔叔就炒着吃。

有一次，豆子，苞米粒子吃多了胀肚。肚子胀的像个大皮球，疼的嗷嗷叫，拉不出屎。奶奶吓坏了，让叔叔去院子里蹦，可是还是不行，奶奶说赶紧再拉屎。叔叔又蹲在地上，怎么也拉不出来，炖的满头大汗，憋的实在不行了。奶奶急眼了就用小棍子插到叔叔的肛门里轻轻的往出抠，抠的差不多了，这才勉强拉出一些。

那个年月，农民体力活重，肚子憋，一个个清瘦清瘦的，脸很多都是菜色。不像现在的人有的吃饱撑的肥大扁胖，肥头大耳，苦于减肥不成功。

如今，苦日子渐行渐远，我们要珍惜现在来不易的幸福美好生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62年饿死人根本原因是什么

康秀峰

饿死人，在长达2500年的剥削阶级制度下是再普通不过了。地主丶官僚丶资本家统治集团下饿死人的原因是: 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广大的人民要么是佃农丶要么是雇农丶要么是贫下中农。那时也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因而在洪涝灾害和蝗旱灾害下严重欠收时，不仅没饭吃，而且租种了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田地交不了地租，此时只能再去地主或官僚资本家家里借高利贷，再进行生产。在那十年九灾的年代，只要一借高利贷，高利贷就会债上滾债，那么一生就还不清了。每当灾害再次来临，那就是卖儿女卖妻了。没东西可卖时，那只有去吃树皮、野菜，或乞讨为生。彭德怀元帅在年轻时，曾在年三十这天和奶奶及弟弟去乞讨，不仅没讨到一点点残羹剩饭，还被地主老财家放狗咬了。在树皮、野菜也全被吃光的情况之下，就会饿死人。旱蝗灾这种事在北方更多。据中华史书记载，每当蝗灾丶旱灾时就会赤地千里，导致人饿死。山东半岛的人闯关东，就是东北地广人少，还有深山密林多，不易饿死人。南方则乞丐多。因为南方山水多，深山密林多。涝灾只有淹死人和作物，大水过后仍可补种别的作物以度荒。这又往往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区域内。本来，只要深山野林存在，山上就有野菜、树皮、山禽走兽；河中有水、有魚虾，田里有魚、虾、蛙，就不会饿死人。因为这些均可捕获而食。河中有水，就可以种各蔬菜及豆类而食，就不会饿死人。不过，在私有化剥削阶级统治时，深山山林是私人的，你不可以乱去。所以，太穷的人家是既无田地，也无山林的。或曾经祖上有后来卖掉了。还有，那时的大河里，也被地主恶霸霸占，你也不可去捕魚捞虾。另外的出路呆向邻居及亲朋戚友家里借，只要还有邻居及亲朋戚友，就不会饿死人。

蒋介石时代及清朝饿死人，还发生于老弱病残，孤苦伶仃的人。因为在农村的各农户，家庭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只有孤老寡人，没有子女，有些只有孤儿孤女，沒有双亲，有些则为单亲，有些则人多劳动力少。这些情况即使有土地田亩，在家庭耕作的制度下也无法正常耕种收割。在耕种收割时节人一生病，也就两眼巴巴无助。有些家庭甚至于因贫病交加而再次卖地卖田卖房，借高利贷，如白毛女所述，这样就必然会发生饿死人了。

饿而死人还有是因某些人根本不劳动，好逸恶劳。

新中国建立后，饿而死人的现象被杜绝了。因为人民通过土改分了土地、房屋即平均地权。其次是建立了互助合作社，再次是农村有了共产党工作队，那时的干部会管。所以从1949年建国后到1958年间，尽管发生了数次巨大洪涝灾害或干旱，再也没有发生饿死人和逃荒要饭丶卖儿卖女丶典妻的事了。虽然还在剿国民党军土匪，也没有劳苦人上山当土匪了。同时，对上百万妓女治病并改造，安排其工作生活，有些后来成为干部。这就是人民自发组建高级互助合作社的原因。

1958年底建立的人民公社，则更进一步完善了高级互助合作社。变为集体所有制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则在于更能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道路更能杜绝饿死人的事发生。原因在于老弱病残丶孤苦伶仃的人丶孤老寡人丶孤儿孤女这些不能劳动的群体的人，其粮油生活物质由集体供应(和国家保证如五保户—)。孤儿孤女还会受到公社的特殊安排，如上学丶工作。并且，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男60岁，女55岁就不要下地种田了，其粮油等生活必须物质由集体供应。由于大兴水利设施，就可做到旱涝保收。还有，每当每个地方歉收时，不但5%的公粮不要交，而且公社干部向上反映情况，国家就会下拨回供粮给该地区或生产队，以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自产自销不要交税，各生产队有公积金制度，并且，各生产队每年都会抽出些人外出去找副业(即今天的打工丶民工)，以充实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积金就是分红和救急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原来没有住房的人，农民则分到了地主等多余的房屋，城镇无产阶级工人丶市民，则分到了没收资本家多余的房屋及西方资本家在华的房屋，以及旧社会政权的房子作为公房分给市民及职工居住。这种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住房得到很大改善。尤其工厂的职工及二三线城市里，由于各自单位可以自建房屋，故而每家每户都是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人均住房面积达20多平米以上。这就是后来称的福利房。每月一块到二块多钱的房租费，三线工厂职工则连房租水电费也不要交。

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城镇人口的公有制的优越性，远不止上述内容。其它的优越性此不赘述。

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是根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而建立的。也是七届六中全会所决定了的。同时，主席已退居二线，中央和国家工作已完全交由刘少奇丶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总书记为邓小平丶常委书记为彭真等八九门的部个人)一线团体负责。其中周恩来又分管工业，工业部长归周恩来分管，其中刘少奇抓全面并主兼分管农业，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协助党的副主席刘少奇(1959年下半年刘少奇又接任国家主席)工作。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除协助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外，实际上起勾通毛主席和中央的桥梁作用。

建立人民公社的背景是：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这充分说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人民的期望，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形成了决议。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当时的党中央，污蔑人民公社，就是污蔑共产党中央。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后，主席的方针政策是：一是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二是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是 “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 三是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

主席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指出他们的问题: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1958年11月21日 ，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彭真立即插话说：＂农村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主席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百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主席又讲；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坏破了价值法则。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

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劳动力到处流动，麿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

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成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在12年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2400万人中有800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庆施），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12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

上海召开的会议在2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关于承认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不是向农民让步这个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能这么发展，这是客观情况。”现在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所有不了，一所有就危险，就跟那个小集体冲突。”为了防止公社积累过多而影响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毛泽东提出1959年要向农民宣 布：在生产队的总产值中，公社的积累不要超过18％，加上国家的农业税7％，总共不超过25％，生产队用于分配给社员的那部分应占55％，使农民心中有个 数，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严厉批评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它使得生产队人财两空。他提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这两个东西是 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他强调要承认差别，”社社可以不同，有差别；队队可以不同，有差别；人人可以不同，有差别”。

在1959年的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不跟我来贯彻，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主席指出；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

武昌会议上，主席指出：成绩与虚假，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的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来说，有全部是真的，有全部是假的。

毛泽东在3月1日会上又提出：”等价交换不要一句？”并说：”现在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 关于等价交换问题，六中全会决议中只讲到人 民公社社与社之间和人民公社同国营企业之间实行商品交换，而”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毛泽东提出要增加”等价交换”一条，就是要在人民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之间在物资和劳动力两方面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允许无偿占用。

毛泽东还提出，应当 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人 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你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究竟所有制基本上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所有制基本是队，而不是 社。”。

然而，他们对主席的意见根本不理。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多数人也不同意毛泽东的队为基础，等价交换的意见，对毛泽东出的人民公社制度及政策的十四句话，他们强调十四句话要同六中全会决议衔接起来，要维持决议。他们所说的 要衔接、要维持的，主要是指决议关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的规定，即：”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 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 基本单位。毛泽东说 “如果维持这一规定，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就无从谈起。因此，毛泽东提出：”三级所有是不是要写上？” 刘少奇立即回答说： “就是分级管理，各计盈亏。”并且补上一句”不是各负盈亏”，作为”各计盈亏”的注脚。邓小平说得更直接了，他 说：”还是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的内容是包括三级所有制，这样解释比较好。不同意采取主席那个＂由队到社＂的过程的说法。会议情况表明，与会者中相当多的 一些人不赞成写上毛泽东提出的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所以最后反复讨论通过的十四句话中，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在同年4月上海会议由毛主席又提出后，再经过讨论后才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才有了明确的表述。这就是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答案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

1960年－1961年初，毛主席90次对农业及人民公社的问题批文和讲话。集中在批浮夸风和共产风，重点是关于＂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十年＂等等。

如：

主席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三日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的批语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说；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

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讲话丶批示，在一九五八年计有27次份，即27天谈这个所有制问题。1959年到1960年二年时间里关于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反浮夸风的讲话丶批示，达百五六十次之多。如果刘邓认真执行了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所指示，也根本不会发生1960年春荒时期信阳饿死了人的大事了。

到1961年，主席有65天还在谈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

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亲自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北京召开主持“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将条例一字不漏地讲给或读给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认真进行讨论，切实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

《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

到十月，毛泽东就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 泽 东

十月四日晨五时

我们从主席的谈话、批示、批评、文稿中就可以完全知道，主席和刘少奇等人的分歧在那里了。

再看刘少奇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人民公社建立后，处于一线的刘少奇，则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上搞公社所有制，全民所有制。

他违背了主席的方针政策。正是由于刘少奇实行了公社所有制及公有制，才必然产生共产风，发生一平二调。由于刘少奇自己搞一套，必然要急于证明其正确性，搞政绩也必然发生浮夸。搞了浮夸必然虚报政绩，虚报政绩也必然产生高指标，因高指标与政绩有关，高征购也就自然产生。加上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结果干部违法乱纪的地方农民就没饭吃，严重的少数地方如信阳就发生人饿死。

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之前是反对搞农业合作化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搞公社所有制，公社全民公有制。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搞挑灯夜战，苦干蛮干，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行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其他人是＂五风＂的执行者。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邓小平作为书记处总书记，有责任向党主席汇报并反映有关情况，可邓从来沒有，并且从1959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起，邓小平就远离毛泽东七年余，从来不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这是主席公开说的情况。

证明刘少奇搞＂五风＂的证据还有；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因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推行资改，违背历史真相下作出《建国–决议》，以决议形式把他和刘少奇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栽赃给毛泽东，从而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黑知识分子一起反毛、中伤、污蔑主席32年，至今还在进行—–

其次，刘少奇在《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后，农业取得了完全改观的形势下，又采取了与其前完全相反的做法，即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推行分田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积极分子就是广东等省。  五六十年代毛、刘在制度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及争论的焦点。人民公社公社公有制和自然灾害丶加上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是造成部分地方饿死人的直接原因。

关于人民公社的制度，是毛泽东反反复复强调的、要求的、和中央决定的。是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础是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而刘邓是搞公社所有制公有制。即使如此，主席依然对他们的问题作为认识上的问题，而非政治路线上的企图。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重要因素＂。因为政治路线要各级干部尤其高级干部去认真贯彻执行。发现并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政治路线上的企图时，也就是主席所讲的在《二十三条》上才引起警觉。实际上应是源于刘少奇抛开前《十条》，他自己另搞个《后十条》。《二十三条》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关于人民共和国制度及政治路线上的重要的分歧上的表现。这是另外话题。

对于主席的人民公社的思想，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 毛泽东纠”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难贯彻。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所有制道路，还是停留在蒋介石时代的小农单独私有化？蒋介石时代的小农单独私有化，就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佃农、赤贫的社会。维持这种状态，与共产党建立时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

如果只给农民土改分田，依然让农民单干维持小农生产，就不会去关心农民丰产不丰产，也不会去关心农民有没有种田，就不会去关心要改良稻种，更不会去海南建立国家良种培育、研究、试验基地，也就不会大办农业学院，也不可能调动民众去大修水利的积极性，也调动不了。也会不会有旱涝保收田、北大仓，今天也不可能会全国大多数省种水稻了。更不可能有杂交水稻、袁隆平的高产稻了。那也不是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而是今天大多数人根本不存在在这世界上的大问题了。

还有，老、弱、病、残、孤苦伶仃的人，沒有双亲，有些则为单亲，有些则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他们有田地也是没法去种，这些人又谁来给他们吃呢？势必重新卖田卖地，重新成为乞丐。

在农业上不去的情况下，你能去开矿办工厂吗？开矿办工厂要招工人去干，主席时代达近亿职工，这么多人又吃什么呢？工人只生产工业产品，那是用为主，即使副食品及油脂化工也是农业和粮食为基础。农民才生产吃的产品。工人的扩大化是建立在农业的发展上。

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对张平化说 :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说：＂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出现浮夸和共产风，是违反主席思想及中央决定，搞政绩、显示能耐、虚报成绩所致的。刘少奇、邓小平如果按中央决定贯彻执行，是不会出错的。因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制度和分配方针。集体所有制是制度，按劳取酬是分配方针，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

相反，刘少奇、邓小平则把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改为公社所有制，公有制。把按劳取酬改成按需“各取所需”，变成共产主义了，就必然发生一平、二调、三收款、四共产，＂剪径＂、抢产、虚报、浮夸、争名，也就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粉墨登场了。并且把 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并把大跃进应用到制度及政策上。

对于大跃进，本来是总路线下的口号而不是政策，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民的事，力争上游，其中多、快、好、省，这是大跃进的实质。这是没有错。不可能慢慢吞吞，或停滞不前。人民公社是因群众自发下由党组织领导，由个人分散生产变为集中生产，力量肯定大，这也没有错。问题是下面执行人如何执行才是决定因素。刘邓一线领导和部、大区、协作区、各省主要领导人，在大题目之下另搞一套，按主席所说的他们是＂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主席这里所说的＂他们＂难道不是刘邓吗？

＂他们＂为出于各自的意图，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由此泛滥成灾。正是此，主席三番五次強调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了让刘邓一线领导和部、大区、协作区、各省主要领导人执行这政策，召开了多次会议，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上海会议、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

主席责问那些与会领导人，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按理是不会也不该在1960年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因为除中央外，还有省、地市、县、社、大队、小队计六级组织，均为共产党领导。均有共产党干部。如果只某个小队全部没饭吃，大队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大队全部没饭吃，公社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公社全部没饭吃，县委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县全部没饭吃，地委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省全部没饭吃，那么中央的领导人会坐视不救吗？还有，各级行政干部连向邻近地区、省借也不会吗？这是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坐视不救只有发生在万恶的私有化的剥削制度下，发生在自私自利的官僚身上，私有化的剥削制度下是无奇不有会发生各种事件。比如喝水会死人，而且水还会打得年青人伤痕累累，上厕所也会死人，同样粪便会把人打得伤痕累累而亡。

今天有人连三年自然灾害也否定。长篇大论，妄加推测，把蒋介石统治的22年想象成繁荣富强，样样有了，天天是人人酒足饭饱，衣丰足食，到处是现代化世界了。这正是中国知识人导致中国人民灾难不断的根源。

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亲身经历过。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下半年水稻扬花前开始无雨，我村前小河水流很小了，不足形成灌溉之势。所以，晩稻基本上绝收。本期望1960年开春会好转，殊不知1960年开春后也处无雨状态，早稻栽不下去。村前小河彻底干枯。父亲在江底上挖了1米多深的坑才有水，挑此水浇菜。到1961年春节后，才雨水丰沛起来。整个天旱是一年半。

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晩稻绝收，只有靠夏收的早稻。5%的公粮是交不了了。进入1960年开春后依然栽不了秧，这时国家提供回供粮，每户每次只能分到百来斤谷子，这是远不够吃的，只能米和红薯拌在一起煮，到1960年下半年干旱延续，公社干部已动员各生产队组织劳动力种旱作物和挖芭蕉根、葛根、马铃兜了。民众自己也想方设法节省粮食了，如一天吃二歺，半干半稀、煮粥（粥里也加入蔬菜）、山里种点粟米，进深山釆野菜等。那时没有机加米，农村还是用磨和用木锤打米，细米糠也就掺野菜做成果条蒸食，以前的野菜现在很少了，也很贵了。还有就是吃冬瓜、南瓜、各种豆角及豆子充饥。这种日子一直到1961年夏收丰产而结束。这一年半，粮食全靠国家的回供粮。回供粮制度由此而延续到1965年，只要有灾害粮食产量不多，就有回供粮。现在有人否定自然灾害，说没有大旱，那是胡说八道。我们永新山多水多树多，本来是很少能够发生灾害的，但那时却发生了。

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有人非正常死了，就会有人背后向上反映。按右派所说三年中每年要饿死二千来万人，就是15个全部受灾的省分配这饿死的二千来万人，每个省也要摊到接近200万人，不可能是全省每个地区都会饿死人吧，一年365天，近200万死人尸体，领导岂不天天组织大量劳动力去埋人吗？如只有受灾最严重的5个省饿死人，则每省要摊到400余万人了。这个省地县的书记们，长们，每天要去埋多少人？而且是连续埋三年呀！别说这些书记们，长们会吓死，别的人不会去上告吗？

毛泽东时代饿死＂数千万＂人，怎么会无人告状？

毛泽东时代是个火红的年代。翻身作主人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一直持续到重新分田单干时为止。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主人翁精神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干部群众不分上下尊卑的态势也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社会上弘扬正气、疾恶如仇的情绪也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各级县社干部都有在农村驻点工作队也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所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不公事情，均会有不少人上告或直书中央的。

三年灾害时有15个省受影响，五个省受灾严重。而且，这5个受灾严重的省并非全省整个省都是天灾人祸，怎么会在死亡了数千万人时也无人向上告状或反映情况呢？按右派所说的各种数据中取中间值，三年也有五六千万饿死，平分每年饿死一千七八百万以上，每省每年饿死近四百万以上，这饿死的近四百万又是该省哪几个行署呢？除饿死的近四百万人，还有生老病死，还有意外死亡，加在一起算五六百万，因那时旧社会留下的结核病、麻风病人、梅毒病人、血丝虫病、恶性疟疾、血吸虫病不少，二三类传染病也不少，青枚素等抗菌药还少，儿童及婴儿的百日咳、破伤风、伤寒、狂犬病、小儿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疫苖还在陆续研制及生产中，那岂不天天死人，天天埋人也埋不过来吗？饿死人的省有绝门绝户的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那时的群众是可以直接向上告状的，？直接向上告状是不会被精神病的，那时也有把上访的人关押吗？直接向上告状是毛泽东给予人民的特权！

如果真饿死了右派所说的＂五六千万＂人，必定有很多人向上告状。那怕是某村子某生产队饿死了五六个人，或某公社某县饿死了上百人，那都会是个大数！一定有人会向上书写某县或某地饿死了大量人！一下子饿死几十或几百人不是称大量又是称什么呢？在人民已觉悟了的六十年代初，干部（那时只称干部为某某，不叫官员）想阻制民众向上告状，那只能是徒劳的，也绝对不敢阻制民众向上告状。要想阻制民众向上告状，那他的下场是悲惨的。因此，5个省饿死＂五六千万＂人，岂不会激发民众砸烂公社，砸烂县委及县人委（那时县政府称县人委，县人民委员会）吗？连那些书记、县长、社长都会被打死！这些干部能调警察来维稳吗？来保他们吗？那时没有警察，也不要维稳，反而各村民兵有枪有弹，还有手榴弹，饿死这么多人，民众岂不反了！

比如，1951年4月武汉市市二医院发生的＂纪凯夫事件”。事情原是医院监委XX故意诬陷职工纪凯夫盗窃，公安局抓了纪凯夫。职工不服，上告到中南局，中南局又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开刀，揭开＂三反五反＂运动的盖子。中南局根据中央精神，严肃处理了武汉市与＂纪凯夫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多位领导同志。1952年l月，1949年5月起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在那时候，领导干部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当然对工作失误或严重失误的同志，中央并非一棍子打死。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建立防洪指挥部，王任重担任指挥长，张平化担任副指挥长，工作不分日夜，几十个夜晚没有睡一个好觉，发挥群众的力量，使武汉没有受一点损失。1954年5月张平化“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从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可见不管你官有多大，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

一个市医院的普通职工遭到监委领导的诬陷，而导致市委书记等人的降职撤职处分，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了。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时代是干部由群众监督，提倡、允许群众向上告状。在那时，基层（县级）以上的重大事件均要上报到中央办公厅，并可直接上报到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所决定了的。其次，还有留底存档。要知道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或某省某地多少人饿死了，只要解密县档案也可大白天下！

李庆霖写给主席的信，他老人家不仅亲自回信，而且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呀！这说明毛泽东不会阻止群众上访和告状的。既然群众可以上访和告状，三年自然饿灾害时饿死了五六千万人，那还了得！怎会无人告状呢？你饿死了五六千万人，必定会有不少人向上告状，甚至于很多人进京上吿。但是，没有资料和传说证明有人去 进京上吿饿死了五六千万人的问题。

1980年以来到当前无数群众冒死进京上吿或上访，充分证明了主席年代的开明制度。今天把突破层层防线到京上吿或上访的群众又是如何处置呢？如果主席年代不允许群众进京上吿或上访，也就没有现在的无数群众冒死进京上吿或上访而被关押及说成精神病有1亿人的事了。当前受冤的群众冒死进京上吿或上访确实是精神病，因为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毛主席的共产党为人民说话办事的状态，完全忘了当今已不是以前了，这不是精神病又是什么呢？

再则，不管何地饿死了多少人，出事的县地级都要向上汇报并自己也存档备案。最后，均要到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手上。如每年饿死二千来万人，杨尚昆有胆子不上报毛主席吗？今天要不要来公开中央办公厅收到的文件呀？

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査了不少档案，某些人的叛徒案就是红卫兵査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是打倒走资派，重点是刘少奇，而刘少奇是那时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线负责人，人民公社时饿死了＂五六千万＂人之巨，不管毛派的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的红卫兵，尤其这前二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保皇派为主的红卫兵得势，以及后来这两派的红卫兵互相揭露、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辯论时期，任何人的历史上的污点都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时都会拿出来作武器！还有，毛泽东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反而在历史上从来都是遭反对处于极少数人境地，在和刘邓彭等人的斗争里，那是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刘邓及其他被打倒的人在中央各会上，不会拿这饿死了＂五六千万＂人之巨来打倒毛泽东吗？如果是毛泽东领导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搞浮夸，放卫星，饿死了＂五六千万＂人之巨，党內不把毛泽东赶下台并追究其责任吗？尤其是在渴望最高位时，他会不利用此如此之好的机会？从九死一生，历经党内沉浮的人没有一个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发现饿死＂五六千万＂人之巨的任何一点史料。只有因为毛刘的公社所有制之争，也有河南信阳饿死了人。也没任何人披露有六十年代的万人坑。这令右派失望。

还有的证据及解开办法是，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了，那也见于主席文集中，也只是唯一的记载。并且也是群众告发的，是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所造成的。当时河南受灾最严重，历史上均如此，因黄河的原因，河南十年九灾非旱即涝。而信阳地区有多少人口呢？死光了吗？在1966年河南省有10个地区14个市，110个县，计5032万人，是包括党政群及工厂市民在內的总人口。请问河南当时农民多少？党政群及工厂市民是多少？从1960年饿死人到1966年才5年余，河南省有5032万人，请问河南省饿死人之前有多少人呢？谢谢不要拿资改后的统计局数据说事，那是政治目的需要的编造，狗屎不如。把今天己发黄了的原公安局的户籍及每年上报的人口就知道了，1960年农村还发了布票，那是按真实人口发布票，不可缺一人，也不可多发。人口数据就出来了。

如果今天有诬告罪或篡改历史罪，不管任何人任何职务，违法与民同罚，那么，还会有人以身试法吗？悲哀在于无此立法。

人民公社制度，难道不是比个体小农生产更先进的优越制度吗？结论是肯定的。既然是更先进的优越制度，为什么邓等人要在30年前否定并恢复数千年一贯的个体小农生产呢？精英们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饿死了＂数千万＂人。我们要问的是，个体小农生产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而集体生产会使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数千年一贯的个体小农生产的生产力在1949年时发展到了何程度的水平？个体小农生产既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又为何在1949年前总是民不聊生，民众卖儿卖女？近九万座水库及很多的农场、垦殖场又是什么力发展起来的？北大荒为什么会荒无人烟？长江以北为何大多数地方从来没稻米生产，靠土豆、高梁、玉米为主粮？

中国今天大多数人能吃稻米、面粉为主粮，就得益于毛泽东的28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得益于大集体及公有制。

关于污诟毛主席共产主义问题，倒底是谁提出刚解放才八九年就进入共产主义？殊不知在解放前中国还是个东亚病夫呀，连个象样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呀，除有资本家办的几个面粉厂、纺纱厂、火柴厂、船坞、侯德榜的制硷厂、及电报局、汉阳军械厂、贵阳飞机修理厂、小巢丝厂等外，还有什么工业呢？江南制造局也只修理小船而已。三大改造到1957年才完成工商业改造，柴油（洋油）还靠进口，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岜不是疯了不成？！可肯定不是主席提出！对此，主席在会上严励指出：自建立人民公社以后，虽然很多事情出在县、社一级。

出在县、社一级，与刘、邓的指导思想违背主席的政策方针是分不开的。如果一线的刘、邓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了主席的思想及批示，如果一线的刘、邓没有别的思想，那么也就不会有在集体所有制下发生私有制下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了。我们随便看看从1958年底起的时间里，主席一直在批评刘、邓等人的”一平二 调”的”共产风”，穷过渡，浮夸风、放卫星风，而看不到同期有刘、邓等人有关于反对”一平二 调”、三”共产风”，穷过渡的任何一篇文章及指示，这又是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的那些文人为什么把刘、邓的言、行栽赃陷害到毛泽东身上呢？这些人又从刘邓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而要这样做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反动派为什么要反毛栽赃陷害毛泽东而拥护X、X，美化X、X呢？这些人反毛是赤裸裸，拥护X、X，美化X、X也是赤裸裸。不过，恰恰充分说明了他们这些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反动派及走狗的利益的代理人，代表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复辟剥削制度的政治目的。也符合了道不同则不足与谋，道同则与谋矣的古训。

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是因为毛泽东为他们打下了天下！说毛泽东治国有过是毛泽东不让他们当官做老爷，说文革有罪是因为主席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有理、打倒阎王、打倒皇帝、解放小鬼、解放小人物、人人平等。

人民公社的1960年饿死人的责任在于刘少奇推行他自己的公社公有制，否定等价交換。否定队为基础的集体三级所有制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