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是什么梗（纪伯伦把东方文学推向世界）

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

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纪伯伦 • 《论孩子》

很多人知晓纪伯伦的名字是源自上面那首诗，很多家长都提起过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的震撼。那种震撼不同于被新奇的事物震惊，而是一种豁然开朗后的深以为然。也许，这正是纪•哈•纪伯伦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很少有那种光芒万丈的演说，他更信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这个我们常常因为教育问题谈到的人，其实并不是教育家，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大师，是20世纪被世界公认与鲁迅和泰戈尔齐名的传奇。

纪•哈•纪伯伦这位黎巴嫩文坛骄子，一生旅居美国，以他为代表的阿拉伯“叙美派”享誉世界，他被推举为“旅美文学家的头号领袖”和“旅美文学的旗手和灵魂”。纪伯伦虽然身在美国，却被称为阿拉伯现代文学和诗歌散文的奠基者及领路人，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因他而开疆辟土。但纪伯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除了用母语阿拉伯语创作外，1923年他用英语写就的散文诗集《先知》出版，轰动了整个欧美。这本书被称作“代表真理的小圣经”，欧美评论家将它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并论，称其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从出版至今，《先知》已累计被翻译为56种语言，发行量超过700万册。

近百年来，纪伯伦一直是欧美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作家，在他的文字流传的地方，无数人喜欢在床头放上一本《先知》。这位一生从未得过文学大奖的传奇大师，在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7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之一，其他6位分别是马克思、瓦格纳、司汤达、欧勒、卡夫卡、马丁•路德。也许，纪伯伦本人对文学主业的这些荣誉并不会太在意，因为终其一生他仿佛都在从事着“兼职”，用我们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斜杠一族”。只不过纪伯伦的“斜杠人生”并不是去58同城、智联招聘谋一份增收的差事，而是在现实世界的书写之外，选择了一份叫做“先知”的工作——他更愿意从思想的维度去求索更高远的问题，他更愿意从生命的远方为人们指引生活的方向。今天，我们不妨深入纪伯伦创作生涯，特别是结合着他的旷世之作《先知》，去感受这位“斜杠先知”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生点滴，去追寻一位“斜杠先知”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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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之智：在堕落的狂欢习以为常的时候，选择拥抱自然的美。

在当年，纪伯伦确实是以“先知”的形象深入人心。《先知》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借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形式，将自己的哲思借主人公亚墨斯达法之口表达出来，而亚墨斯达法本身就是阿拉伯语“先知”的美称。这部震撼世界的神作在写法上充满着神圣感，有着希腊时代哲学巨著的思辨感和宗教文学的肃穆感。当年《芝加哥邮报》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如果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读了他，不能安静地接受一位伟人的哲学，那么，这个男人或者女人，就生命和真理而言，确已死亡……这一本奇妙的著作，哲学家认为它是哲学，诗人称是诗，青年则说：‘这里有一切蕴含在我心中的东西’，老年人说：‘我曾不断追寻，但却不知追寻为何，但在我垂暮之年，我在这本书中找到我的宝藏。’”《先知》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之一冰心也曾说：“一般说来,年轻时都会喜欢泰戈尔，而年纪大了，有了一段阅历之后，就会转向纪伯伦。”

《先知》的故事是这样的，智者亚墨斯达法在阿法利斯城等待了12年，这一天船来了，这艘船将载着智者回到自己成长的岛屿。在阿法利斯城旅居的12年中，亚墨斯达法的智慧得到民众的信服，如今智者即将远行，大家在预言者爱尔美差的带领下为其送行。送行是大伙儿的一片心意，但更重要的是大家想趁着智者还在的时候把“大事儿”给办了。您老马上要回家过年了，估计也不会再出来打工了，但这12年俺们整天忙着上班儿，还没来得及好好向您请教，您走之后，俺们的日子该咋过呢？

在这样复杂的离情别绪中，大伙儿再也顾不上矜持了，纷纷要求亚墨斯达法把真理留下再走。这样，大家伙儿还能留个念想，以后一定坚决按照您说的话办，努力工作，好好生活，都争做阿法利斯城的五好市民。智者仁心，亚墨斯达法感受到大家一片诚意，顾念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于是就开始讲述真理。这一讲就是一整天，因为乡亲们提问的太多了，从起居饮食到工作买卖，从夫妻相处到孩子教育，从父母亲情到友情万岁，从法律自由到宗教祈祷，从善恶理性到时间生命……亚墨斯达法在离别的那一天一共回答了26个问题，基本上涵盖了人从生到死的所有疑问。

《先知》是纪伯伦一生中最优美、最深刻、最震撼的作品，也是纪伯伦对自己生命定位的隐喻。亚墨斯达法是纪伯伦的自况，是他想象中的自己，阿法利斯城象征着他旅居的美国，而那个先知要回去的岛屿自然指的是他的家乡黎巴嫩。用今天的话讲，纪伯伦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他是作家，是诗人，是社会活动家，甚至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画家，一生中可以达到美国国家艺术馆收藏标准的画作竟然有数百幅之多。然而，在他的内心最深处，在他一生丰富的艺术创作中，“先知”才是他真正的职业——虽然那是个兼职。

纪伯伦生于1883年的黎巴嫩，去世于1931年的美国。熟悉鲁迅先生的朋友也许会想起，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去世于1936年。没错，这是两位19世纪的80后，他们的时代是人类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但与鲁迅有很大不同的是，纪伯伦身处的美国，当时正经历着一个光怪陆离的浮华年代。在《先知》和纪伯伦一系列最重要作品面世的20世纪20年代，一战结束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到来。美国在一战前期大发战争财，后期参战还捡了巨大的政治便宜，整个国家进入长达7年之久的“柯立芝繁荣”。

纪伯伦来自苦难深重的东方，他一定也和鲁迅先生一样从未忘记家乡贫困的亲人，但在他面前的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狂欢。世界大战的残酷，使得很多人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人们放浪形骸，沉湎于享乐。没错，纪伯伦当时见到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绘的那个20年代，用小说作者菲茨杰拉德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当世人皆醉的时候，你是否会选择独醒？这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样，个体在群体中是很难清醒的。然而，在众人对堕落的狂欢习以为常的时候，纪伯伦却选择拥抱自然的美。在一个世人将“欲”当成理所当然的价值标准的时候，纪伯伦却反复歌颂自然的美。他如先知般在丧尸中呐喊：“美可以使你们的灵魂归真返璞至大自然，那儿本是你们生命的起源。”他不厌其烦地劝导世人：“只要你仔细观察，侧耳倾听，在淳朴的大自然中，在人们身上都可以发现美。”他把美比喻为“精神的美酒”“心灵的佳肴”“幸福的家园”“爱情的向导”“是智者和哲人登上真理宝座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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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之勇：在苦难的悲歌漫山遍野的时候，敢于亮出叛逆的真。

中东一直是一个孕育宗教，走出先知的神奇之地，启示和箴言的故事在那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基因。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贝什里省的山区，在他5岁的时候便常常独自一人走入荒野的墓地。村里的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瘦弱的男孩手捧樱草花在不厌其烦地寻找，孩子说他在找耶稣的墓，他要将鲜花献给心中最尊敬的“先知”。虽然父亲酗酒粗暴，最终还陷入官司，但有一位好母亲的孩子依然是幸运的。纪伯伦的母亲温柔慈爱，给了纪伯伦无限温暖，即使是十二岁时不得不随着母亲远赴美国谋生，生活极度清贫，但家乡大自然的神奇瑰丽和母亲的春晖之爱，依然在纪伯伦心中种下了“爱与美”的种子。

我们对于先知的印象也许大多是戏谑的，觉得那些不厌其烦劝导世人的先知，有点儿《大话西游》里唐僧的感觉。然而，纪伯伦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其实先知很勇敢，很叛逆。就像鲁迅先生当年被日俄战争中国人的麻木刺到心里，加之一直有感于国家的积贫积弱、人民的水生火热，所以毅然弃医从文，情愿一生被人当成愤青，纪伯伦对祖国黎巴嫩的感情也是一样的。一战中，黎巴嫩作为中东重镇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争，人们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苦难的悲歌从此漫山遍野。

世人皆以纪伯伦为“爱与美”的翩翩才子，却没想到他一直以来“斜杠先知”的自我追求。而纪伯伦也用丝毫不逊于鲁迅先生的锋利告诉众人，“爱与美”是先知的慈眉善目，但当苍生倒悬的危急时刻，“叛逆的真”则是先知的金刚怒目。纪伯伦“叛逆的真”除了文学上的求真之外，更多是对祖国和民族的仗义执言。这种“叛逆的真”非常像鲁迅先生的矛盾心情：一边深爱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一边痛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劣根性。

纪伯伦也是如此，当一战爆发，他心急如焚，立即动员海外的侨民同胞进行捐赠，并在作品中将这种情绪尽情发泄，“在这里，我远离祸殃和灾民，毫无引以自豪、炫耀之处，只有泪垂胸前”。然而，“叛逆的真”远非这样简单，先知注定是那种“两边不讨好的人”。一方面，先知一定会永远坚定地站在人民的身边，敢于为了民众而叛逆上位者。但另一方面，先知又一定会站在真理的身边，敢于为了真理而叛逆“沉默的大多数”。

后者在任何时代都是最难得的“真”，是真正“叛逆的真”，这种“叛逆的真”让古往今来无数先知都倒在了自己人的谩骂和私刑中。纪伯伦为了祖国积极奔走，但同时却在民族主义最为盛行的一战时期的中东发出：“我爱故乡，爱祖国，更爱整个大地”的呐喊。他坚决反对假借“爱国主义”之名去侵略邻国，掠夺财产，杀害无辜。更让祖国和无数故乡的民众无法容忍的是，纪伯伦如鲁迅般毅然选择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先知之路。

黎巴嫩和整个中东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地区，传统文化光辉灿烂，但封建糟粕也沉疴难治。对此，纪伯伦深恶痛绝，他明知道挑战传统和世俗会带来什么，却依然以一个先知的觉悟勇往直前。他以深刻的民族自省精神针砭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劣根性，他无情地指出同胞麻木不仁、奴颜婢膝，他以火山爆发般的愤恨鞭挞故乡阿Q式的犬儒主义者，他甚至不惜写道：“同胞们，我曾爱过你们，这种爱损害了我，却无益于你们……如今，我恨你们了……对你们的软弱，我曾怜悯过，但这种怜悯却使弱者有增无减，使他们更加消极懒散。”即使后来黎巴嫩和几乎整个中东都掀起谩骂攻讦他的大潮，即使他被同胞唾弃为“人道主义的敌人”，纪伯伦依然不改初心，苦苦坚持着自己“叛逆的真”，依然深情呼唤着“用强大征服软弱，以新的压倒旧的，以现在战胜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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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之心：在无常的命运让人叹息的时候，依然追寻升华的爱。

《孟子》有段很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对于先知这样的人物，老天自然会更加“关注”。纪伯伦不是一个命运顺遂的人，他的一生充满着各种坎坷。在纪伯伦8岁的时候，父亲卷入官司入狱，纪伯伦的家被查抄了，全家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中，随之而来的还有周围邻居的指指点点。为了活下去，为了逃离周围无形的压力，纪伯伦的母亲毅然带着纪伯伦和其他孩子远赴美国。纪伯伦一家最后落脚在波士顿郊区的叙利亚移民聚居区，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很艰难，开始的时候全家只能靠母亲沿街兜售小商品维生。

然而，苦难远远没有结束。在纪伯伦一家来到美国后的7年间，妹妹、哥哥、母亲先后去世，最后纪伯伦只能和另一个妹妹相依为命，同时还欠下了数额不小的医疗费。家庭的骤然巨变，乡亲的风刀霜剑，异乡的漂泊无依，生活的艰辛困苦，亲人的相继离世，文化的孤独苦闷……无常的命运用最残忍的打开方式，如海浪般一波波向纪伯伦扑来。即使纪伯伦后来成名，并遇见了爱情，他依然是命运的弃儿。我们曾提到纪伯伦《先知》中有一位预言者爱尔美差，其实这个人物暗指的是纪伯伦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玛丽•哈思凯乐。玛丽比纪伯伦年长10岁，在生活上给予纪伯伦无数温暖和帮助，更是纪伯伦最初的伯乐和一生的知己。但是，最终两人并未走到一起，两人只做了一生的挚友。后来纪伯伦遇见黎巴嫩著名的女作家美娅•齐雅黛，两者依然有缘无分，纪伯伦至死也没有能够成家……

纪伯伦的身体在他声名最旺的时候也开始走下坡路，《先知》之后的几年，纪伯伦已经渐渐意识到生命正在走向尽头。是的，命运从未放过纪伯伦，纪伯伦从未在无常命运的巨浪拍岸中得到丝毫的喘息。如果他只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诗人和画家，也许他的坚强能让这个世界出现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但他僧侣般的苦苦求索，最终为这个人间换来了一位令人敬仰的先知。一生的悲苦和命运的无常，让纪伯伦对爱情、人生、生命、死亡等问题有着更深的感悟和思索，他没有被打垮，反而用更加深刻的眼光去凝望人生。

无数个孤独的夜晚，无数次怅然的别离，无数回苦痛的煎熬，让那个来自神秘东方的小小少年在颠沛流离的异国他乡最终悟道。开篇我们引用的那段《论孩子》之所以让人过目难忘，正是因为在那质朴的语言中，蕴含着一种平和博爱的“先知之心”。除了《论孩子》，纪伯伦在《论婚姻》等一系列诗作中，都流露出一种先知般的温和慈悲，那是一种对生命独立性的诚挚尊重。纪伯伦将生命的概念扩展至整个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生物，还是无生命的自然，在纪伯伦的眼里都值得人用关心和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在某种程度上，纪伯伦已经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了深深共鸣，那是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纪伯伦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的“先知之心”。纪伯伦晚年对于爱的理解已经远非表面意义上的爱，同时又不是那种不辨善恶、不分是非的“圣母心”，纪伯伦的爱是一种思想体系，并成为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观。这些在《先知》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纪伯伦以先知亚墨斯达法的身份俯视人生与生活，去引导世人探寻生命的本质，去引导民众用“先知之心”寻求解脱之道。而这就必然需要用“升华之爱”对“大我之身”进行最终的加持，就像纪伯伦所说：“爱除自身外无施予，除自身外无接受 /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 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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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之用：我们为什么永远需要纪伯伦？

我们为什么永远需要纪伯伦？也许《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再次火爆能解释一二。20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了100部最优秀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第2位，进入21世纪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欧美更加火爆起来。这本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及长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总让人能够联想到整整百年后的当下。在百年之前，新兴的大都市纽约开始高楼林立，爵士乐流行，股票飞涨，享乐之风日盛，纸醉金迷，底线失守，当上CEO迎娶白富美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生目标”，圈粉变现、推倒妹子成了最被吹捧的“人生微课”。鸡汤教与PUA齐飞，碰瓷帮共冷血派一色。

我们为什么永远需要纪伯伦？因为你曾经看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的当上了CEO，迎娶了白富美；你曾经看着无数人觥筹交错、今朝有酒今朝醉，推倒一个是一个，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你曾经看着无数人心甘情愿沉迷于网络和手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活得那叫一个舒服……每天坚持读书的你，每天坚持健身的你，每天坚持码字的你，每天坚持认真对待工作和自律生活的你，好像反而不如他们活得好，至少不如他们活得舒服，你有些迷茫了。

我们为什么永远需要纪伯伦？因为你曾经亲眼见到网络大V甚至亲朋好友人设的崩塌，你曾经亲眼看到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你曾经眼睁睁看着自己捧在心尖儿上的姑娘上了别人的卡宴，你曾经亲眼看着各种油腻的大叔和大姐用轻蔑的眼神瞧着愤愤不平的自己……你的心有些凉了，也许还带着泪吧。

但是，更请不要心灰意冷和迷茫彷徨，因为你正在接近一种潜藏的神圣。

你并不孤单，在百年前的那个狂欢的季节，同样有人像你一样愤懑不平。

那时，鲁迅和纪伯伦这两位19世纪的80后，正凝望着无尽长夜陷入沉思。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泪珠暗垂，他们因民众的愚昧和自私义愤填膺。两个人同时握紧了手中的笔，即使他们明白写下去便会是非不断，喊出来就是巨浪滔天，他们会被人指指点点，会被人当成不懂人情世故的“愤青”，会被人看作格格不入的“异类”。但是，这便是先知的宿命，更是先知的责任。你必须比别人更加辛苦，你必须在做好常人事务的同时，去经历更加艰难的“斜杠人生”。那是坚持不懈的苦苦求索，更是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所有的先知注定都是一生艰辛的兼职，但这份兼职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你需要先知之智，在堕落的狂欢习以为常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清明。

你需要先知之勇，在犬儒的哲学甚嚣尘上的时候，站在呐喊的山巅。

你需要先知之心，在人生的失意席卷而来的时候，拥抱头顶的星空。

是的，我们永远需要纪伯伦，就像鲁迅先生永远不会过时。希望所有听过先知故事的人，都能去传递先知的火种，去告诉世人：

“先知并非遥不可及，你只需要一些自我修养，那是多一点的理智、多一点的勇气和多一点的仁心，即使我们无法摆脱庸常的生活，但每个人都可以悄悄成为一名光耀万丈的斜杠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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